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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钞票与革命

2017-11-20 13:51

金融与国家(一)

金融与国运,一脉相牵。

古今中外的历史,无数次证明了这一定律。尤其说进入现代,金融越来越成为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,金融能力是筹资能力,更是配置资源的“将钱花到刀刃上”的能力——这正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

千百年来,金融如何深刻影响经济兴衰?它与政治、与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,什么力量在隐秘操作一国的繁荣或癫狂?南方周末金融版特刊出“金融与国家”系列,从历史的密码中为今天寻找提示。

钞票与革命

钞票与革命,在几千年间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。

从宋代出现纸币——“交子”开始,历史无数次上演了逻辑相同的故事,而失败的总是无法严格对钞票执行纪律的那一方。

宋代发行“交子”最初几十年中,专门设了个机构叫“交子务”控制交子发行,每次发钞都设有“钞本”——一定量的金银,相当于准备金。但到后来,随着与邻邦金、西夏等连年交战,宋朝政府便开始不顾“钞本”大量发钞,每年发行纸钞相当于此前的五六百倍。

从那时开始,人类终于发现了发钞这个解决军费与建设等花钱问题的“魔方”。在此之前,每当朝廷没钱用了,就只能在铸银时偷工减料,或者发行“铁钱”,既慢,也立马会被老百姓发现。

不过,这个“魔方”带来的,总是愉快之后的灭亡。此后的每个朝代,都未能摆脱同样的命运轨迹。

与宋交战的金,同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

随着军费开支越来越大,纸钞发行量也越来越大,以致贬值严重,民众纷纷起义,蒙古军队趁机入侵。金统治者为了应付这次战争,印刷了八十四大车钞票作为军费。但是,金的最后一个皇帝,死于乱军之中,野史有传说他死在纸钞堆中。

元朝——世界上第一个纯纸币制度的国家,就此登上历史舞台,并引发空前之多的起义。

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,因为版图辽阔横跨欧亚,加上连年征战军费浩繁,而蒙古族手中又缺少金银铜,元朝实行纸币制度,规定“行钞不行钱”。

马可•波罗曾经惊叹那里“纸币购物与纯金无异”,他把发行纸钞当作中国皇帝的“点金术”。

刚开始,在换取纸钞时,元朝政府规定只能在各地官库用白银和金子按固定比率换钞。

不幸的是,这种“魔方”总是让人不可抵挡地沉醉。随着元代每年发行纸钞量达到此前年份的几十倍,物价飞涨毫无意外地发生了,元代末期的米价,比初期上涨了1000倍。

货币的落差有多大,起义的动力就有多强。元末农民起义的军队数量,超过以往任何时候。而各地起义军打出的口号之一,便是回到铜钱银圆时代。

在随后的明朝也经由同样的轨迹覆灭之后,清朝初期对发行纸钞极度警惕,在两百年中坚持“用钱不用钞”。仅仅只在顺治年间,为了平定南方反清势力,清政府曾作为应急手段发行了一些纸钞,但平乱之后就马上停发并进行了回收,足见其之小心翼翼。

不过,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,清朝也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发钞之路。从咸丰开始,大清宝钞发行。开始时面值最大的为两千文,到后来已经变成十万文。

随着清末的大量战争,发钞成为了一场共同搜刮民脂的盛宴。

花旗、汇丰等西方银行纷纷在华发行纸钞。最令人惊讶的,莫过于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,分别发行军用票和卢布票——他们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架,还让中国人来支付战争费用。

地方政府很快也加入了发钞大军。为了支付巨量的战争赔款,清政府向各省硬性摊派。为了完成任务,各省先后设立官银钱局,发行了琳琅满目的数百种兑换券。

至此,纸币泛滥,物价飞涨,而停兑赖账,时有发生。清政府不得不在1910年颁布新规,不准地方政府和商营票号发行兑换券。但为时已晚,在盛宣怀主导的四国借款诱发下,辛亥革命打响。

辛亥革命后,孙中山迅速批准组建中国银行,暂行新政权部分货币职能。第一项职能就是回收军票——自中国银行成立当日起,当时为了军需而发行的500万元军票,有499万余元在这里兑换成了通用银圆。

通过货币,刚亮相的新政权在人民面前展现了信用。

此外,新政府还通过中国银行代理国库,并统一印发民国新纸币,兑换原有旧纸币。他们希望,通过货币来建立新政权的国家信誉。

但货币轨迹依然只是重演历史。

1923年,数次革命失败后,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开府,宋子文加盟,筹建中央银行并任行长,由此正式开始制定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政策.

彼时年仅29岁的宋子文,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,曾在华尔街历练过,深知银行运行的根本。因此,开幕式上,他特别强调“十足准备金”政策。

“十足准备金”在开始时的确成为一道戒律,并成功地维护了这家中央银行的信誉——在南方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被刺后,一场挤兑发生,宋子文下令照兑并且延长营业,两天之内,中央银行兑出40万现金,平息风潮。

可惜好景不长,北伐战争期间,中央银行沦为国民党的提款机。而后来的“废两改圆”与法币改革,更是成为国民党被人们抛弃的导火索。

1933年,国民党政府实行 “废两改圆”,取消银两流通,一律使用银元(银两使用时要称重和验成色,极不方便;银元由机器统一铸造,成色重量均十分标准)。但不久后美国通过白银法案,银价高涨,使得我国白银大量外流,即使以“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”处理,仍然无法遏制。

国民党政府只好在银元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,突然改用法币。1935年,强行规定以中国、中央、交通三家银行(中国农民银行在两个月后加入)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,不准银元流通,银元必须兑换成法币使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国民党政府此后还专门成立收兑金银处,兑换民间银元,据说收集到的大量金银都集中运往美国牟利。

更糟糕的结果是,法币滥发带来通货膨胀,国民政府迅速失去信任。

1948年时,法币发行额已是十年前的47万倍。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到两头牛,但到1947年只能买煤球1个,1948年只能买到大米3粒。

为了维持统治,国民党政府做了件金代皇帝们早就做过的事情:从一种纸钞改发行另一种纸钞,金圆券因而面世。从发行到停止流通,金圆券只维持了约十个月,每月发行量以几十万倍的速度增加,世界货币史上罕见的恶性通胀发生——上海解放前夕,大米每斤要75万元,一个鸡蛋要10万元。

至此,国民党政权随着货币疯狂而覆灭的命运已没有悬念。

有趣的是,历代革命者都极其重视货币,连农民起义军也不例外。绿林军、黄巾军、红巾军、李自成、张献忠、洪秀全、天地会、小刀会均有发行自己的铸币,往往要求其辖区必须使用。

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,各地一共成立了几十家银行,发行各种钞票。战争期间,这些银行随军印制钞票,没有油墨,就用锅底烟灰拌猪油来印。那时候,多为劳苦大众出身的苏区银行职员们非常谨慎,按照财力发钞——比如闽西苏维埃银行,还专门用金银堆了一座金塔银塔,开了个储备金展览会。

尽管每个王朝的更替都有其各自的原因,但几千年来,货币的轨迹已成为一国兴衰、存亡的预兆。而最近搅乱整个世界的欧债、美债危机,则是最新的案例。

有哪个国家,能逃脱这条钞票定律?保命的唯一办法,就是咬着牙严格执行发钞纪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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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20 13: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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